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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赚钱”还是“作恶赚钱”---《商学院》杂志 2016年4月
人无信而不立，何况企业。而立信又何其难，“诚信”二字背后牵出的是文化、信仰、道德、立法、执法……即使祭出严刑峻法也未见得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为什么中国人普遍缺乏契约精神呢?德鲁克管理学院副院长余大洪的解读是，这是由历史文化基因决定的。
第一，契约是西方商业文明的基础。契约代表着商业关系双方的承诺，信用与契约紧密关联。契约精神保证了商业文明的发展，商业文明又强化了契约精神。而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重农轻商，偶有商品交易，也常常在熟人世界中运行，陌生人交易所需要的契约精神自然很难产生。
第二，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契约精神，首先表述在“神人立约”上。耶稣降生之后，上帝与人重新确立“新约”。过去上帝与犹太人订立的称之为“旧约”。这种契约精神经犹太教、基督教弘扬开来，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而中国人普遍缺少信仰，失去了一个保证契约正常履行强大的中间人，一切只能靠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令，何其难也。
但细想，这两条理由其实又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小农经济与契约精神并没有什么关系。小农经济把一群人局限在狭小的地域中，大家彼此非常熟悉，相互之间是邻里亲戚关系，如果有人品行不端不讲信誉，会被千夫所指。所以，即使是指腹为婚这样大的终身契约，一般都是会得到遵守的，而且没有书面的合同，只是口头契约。
其次，中国虽然不像西方普遍信仰宗教，但是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有着深刻广泛的群众基础。“三纲五常”作为社会的行为准则，有着类似西方宗教的作用。
现实是历史的结果。“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堪忧的现状，成因也很多。问题不是传统文化先天不全，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被破坏。”余大洪说，“今天的现状，恰恰是没有继承传统文化的结果。”
中国文化对日本、韩国产生过重要影响。日本、韩国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承做得比较好，文化与管理的结合做得也比较好。日本电影 《钓鱼迷日记20》讲述了铃木建设公司创始人作为钓鱼爱好者的普通生活。在影片的最后，他离开工作岗位对全体员工演讲时提到：公司的宗旨是建设与自然环境和谐的舒适住宅，即使公司利润不高也要保持住户的基本需求。如果公司要裁人，公司高管首先要请辞。
《柳韩金佰利的管理之道》一书讲述了韩国著名企业柳韩金佰利原董事长文国现作为一名企业家，如何用价值观引领企业，进而影响上下游企业，乃至社会。文国现一直强调伦理经营，在他看来，成为一个受尊重的企业才是最高的价值创造。没有基于社会尊重或正当绩效的财富，不仅很难维持，往往也会成为政府改革的对象，结果就是企业不安、企业的利益相关方不安，这类企业多的社会也会不安。
将德鲁克先生的管理理念践行于柳韩金百利，将企业的每一个挑战目标变成现实。德鲁克的社会生态学指明了“个人、机构、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各机构角色的本质则是社会生态中的一个器官，生态社会环境中，各器官依据功能定位为社会作出必须的贡献，同时各器官又都从社会中吸取营养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成长。所以，每个器官的功能对社会运行的健康状态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德鲁克关于“个人、机构、社会”相辅相成的社会生态说，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是相通的。
这是中国企业需要加紧步伐的地方。在组织化的社会中，每位企业家都做出一些改变，每个组织都做出一些改变，社会整体风气就会随之逐步改变。唯有行动，改变才会发生。企业家通过在企业内部进行使命、愿景、价值观等文化建设，营造一个正能量的小环境，从而影响整个社会大环境，还是可以做到卓有成效的。当然除个人、企业外，社会组织、政府的功能也应该得到发挥。
用伦理战胜竞争对手
伦理经营对企业来说，并不是一种束缚，反而能给企业带来诸多的好处。文国现认为“伦理经营可以给企业带来无限的发展动力，而且可以降低广告宣传费等诸多费用，使生产率大大提升，我想没有比伦理经营更能实现差异化的经营策略了。”
宝洁在全球市场上攻城略地，但在韩国市场，宝洁所涉足的几大产品领域，都连遭败绩，有的产品线甚至被迫退出了韩国市场。而让宝洁遭此败绩的，正是柳韩金佰利和它的前CEO文国现。
虽然柳韩金佰利公司在生产率、利润率、资产收益率等方面都非常重视企业原本的价值和竞争力，但同时坚信企业的价值是通过社会性来实现的。柳韩金佰利的实践也打破了企业社会性和收益性之间的悖论。20世纪80年代开始，柳韩金佰利公司投资倡导了一系列环保运动——绿化江山、造林运动、社区净化。加强企业社会性和公共性以后，柳韩金佰利的净利润从50亿韩元提高到900亿韩元，增长18倍。在文国现看来，柳韩金佰利成功的背后，有一个因素是其他企业没能向消费者提供的，那就是“温暖的幸福”。其他企业是忙于提供价格满意和信息，而柳韩金佰利通过提供更为细心的关怀和照顾的环保经营，得到了更多的喜爱。实践证明，企业的成长发展与社会公益是可以同时实现的，而且环保经营可以提高员工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行善赚钱，还是赚钱行善
余大洪指出，经济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使利润最大化是每一家企业的基本目标。但是，近年来，利润最大化已由理论家作了重大的修正，更多地关注长期利润、经营管理的收入，而不只是企业所有主的短期收入。这种趋势反映了理论家们日益认识到许多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并不是按照以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来表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来经营的。
一个企业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其目的的时候，它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平衡就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就会忽视在企业生存所必须的各个领域设定目标;很容易只为了经济利益而经营，而不会去平衡企业的三个方面：企业作为经济的组织、企业作为人的组织以及企业作为社会的组织。
在处理企业赚取利润和行善之间的关系时，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种是“赚钱行善”(do well to do good) ,另一种是“行善赚钱”(do well by doing good)。
德鲁克第一个提出并系统阐述“行善赚钱”即“把社会需要和社会问题转化为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的社会创新观。
钢铁厂通过高热废气处理，可以降低能耗，提升热利用效率，副产品粉煤灰还可以作为建筑材料出售。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GE) 近年来推出的全球“绿色创想”计划为例，通过增加对节能环保产品及服务的研发投入，降低企业自身的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提升了企业的声誉。而该公司新的节能环保产品及服务在投入市场后又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回报，使GE在社会责任与自我发展之间找到了最佳结合点，成为企业社会创新的成功典范。
“由于诚信环境是一种公共资源，诚信需要政府责成，通过制度来保障其实现。政府对企业诚信的建立不是通过直接的行政命令来进行，而是通过法律进行间接调控。”余大洪说，“在这一方面，中国还没有相应的准则。美国、日本等其它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